1936年，是一个极其不平凡的年份。中国大地上，国内国际各种力量分化组合、风云激荡，上演了一幕幕大戏。

在这一年即将翻过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几乎超出所有人意料而震惊中外的大事——西安事变。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的蒋介石被扣押起来了，原因是他不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事件的主要发动者张学良说“我把天捅了个窟窿”。周恩来评价张学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斡旋下，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而顺利实现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各路义勇军揭竿而起。他们驰骋于深山丛林中，出没于青纱帐里，同侵略者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

1936年2月，东北人民抗日武装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宣布原有抗日武装“一律改组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以及抗日联军××游击队”。据此，东北抗日联军相继组建了11个军，最终形成了以“南杨(靖宇)北赵(尚志)东周(保中)西李(兆麟)”为军事指挥的抗日局面。“东北抗联”最盛时期发展到3万余人，威名响彻全国。

杨靖宇是东北抗联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之后第一、第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他任总司令，活动在南满地区的金川一带。1936年3月初，他得知奉天伪教导队一团团部76人将经过高丽沟前往通化县城的消息，便设下埋伏，准备伏击。但由于走漏了风声，敌人没有过来。于是杨靖宇故意放出消息说：部队将向东作战。他率部向东走了几里后，突然掉头返回到村里隐蔽起来，并告诉正在修路的群众照常干活。果然，几个小时后敌人来了。杨靖宇鸣枪为号，战士们勇敢冲杀，仅用15分钟就结束战斗，俘敌38名并有大量缴获。他对被俘伪军讲话后，伪军士兵议论说：“人家一个大队长(当时部队为保密称杨靖宇为大队长)讲话就这样呱呱叫……咱们‘满州国’的官连人家一个眼睛角也赶不上。”

为加强党对北方工作的领导，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1936年3月底抵达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他对华北党组织的状况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大力肃清党内“左”倾错误影响，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推动了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与此同时，刘少奇充分发挥领导白区工作的才能，通过撰写大量文章、报告及党内通信，阐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正确策略思想，将党的秘密工作同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活动既严格分开，又正确地结合起来，扭转了白区工作的被动局面。

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掀起新高潮的形势下，北方局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特别是解决当时干部缺乏的问题，作出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中长期坚持英勇斗争的一批党员履行手续出狱。后来，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陆续出狱。1936年10月，薄一波、杨献珍等受北方局的委派到达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他们接办了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并利用这一合法的组织形式，开办多种训练班、教导团，培养了一大批领导抗日救亡工作的骨干。

东北抗联纪念园

1936年2月初，率领红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毛泽东，来到陕西省清涧县袁家沟，冒雪登山，勘察路线。远眺着雪花纷飞的大好河山，他激情豪迈，怀着抗日必胜的坚定信念，写下了气势磅礴的不朽诗篇《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此时，离中央红军主力刚到陕北才两三个月。毛泽东力排众议，亲自担任“红军抗日先锋军”政治委员，决定政治局多数成员“随主力行动”，调集300名地方干部随军东征，“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陕北由周恩来为书记组成中央局，主持后方工作。这次红军东征历时两个多月，取得了重大战果，为后来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基础。5月5日，红军回师河西，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的口号，呼吁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爱国军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紧接着，5月19日至7月27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等组成西方野战军，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发起西征战役，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红军对坚持反共的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予以重大打击，解放了环县、定边、盐池、豫旺四座县城，开辟了纵横二百公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这次战役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发展西北的抗日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同党中央在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并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南下过程中，红四方面军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兵力由10万余人锐减到4万余人，其南下方针在实践中已告失败。1936年6月，张国焘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另一支部队红二、红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出发，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他们北渡金沙江，越过大雪山，历尽艰险，6月抵达四川甘孜地区与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并于7月初召开庆祝会师大会。7月5日，红二、六军团奉命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党中央的积极争取，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要求与中央会合的压力下，张国焘被迫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

在红一方面军的接应下，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一幅无比壮丽的历史画卷，是人类军事史上的空前奇迹，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南方江西、福建、广东等八省的十几个地区，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斗争策略，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领导南方游击战争的陈毅在一封信中写道，这三年游击战争“是我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他和游击队员“整年整月的时间，都没有房子住，大风大雨大雪的日子，都在森林和石洞里度过。风餐露宿，昼伏夜行”。1936年冬，负伤未愈的陈毅和战友们被敌人围困在梅山二十多天，生死未卜。他以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在衣底留下了豪气入云的“绝笔”——《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1936年4月9日，延安城边降落下一架飞机，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是身穿飞行服的张学良。当时，延安城还属于东北军的地盘，张学良派人将等候在城外的周恩来、李克农接入城内，他们从晚8点开始，一直谈到次日清晨4点。这次会见双方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张学良提出的“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周恩来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表示回去报告中央。张学良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认为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提议：“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周恩来对同张学良的会谈十分满意，在离开延安返回瓦窑堡的路上，他对同行的人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是建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一环。这条统一战线的形成，经历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逐步实现的。

华北事变后，党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鉴于当时蒋介石还没有明确的抗日表示，并且正继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进行“追剿”，所以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是“抗日反蒋”。

随着日本侵略华北程度的加深，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的矛盾越来越深，对于中日之间的外交谈判，蒋介石不再亲自参与，对日立场有所趋硬。而对共产党的态度有所趋缓，国共两党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等地秘密接触。

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上层和下层相结合的方式，倾注很大精力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东北军是张学良的部队，九一八事变后退入关内，1935年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围剿”红军。第十七路军的总指挥是杨虎城，他还担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是一位具有民族意识、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致信张学良、杨虎城，表达中共停止内战的政治主张。中央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还派刘鼎任东北军代表常驻西安。此外，共产党还开展了许多下层统一战线工作。

与这种变化相对应的是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的逐步改变。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没有再提“讨蒋”“反蒋”等口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且将旧称“蒋贼”改为“蒋氏”，一字之差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5月31日，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制定了《抗日救国初步政策》，并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到了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已经完成了转变。

经过多方努力，红军同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在西北地区形成了“三位一体”新局面。这种局面甚是奇特：双方默契地和平共处，即便前方发生了象征性摩擦战斗，后方集市上双方的采购人员仍相互打着招呼。红军剧团还可以去白区演出，当演出话剧《亡国恨》的时候，台下的东北军官兵哭成一片。

让东北军打红军，是蒋介石自认为“一箭双雕”的得意之笔。但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让他大为失望。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乘专列到西安。他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师旅长以上军官一个一个地来华清池边吃饭边训话，要求这些军官服从他的命令，带领部队积极参加“剿共”，但是没有从他们口中得到满意答复。于是蒋最后向张、杨摊牌：要么上前线进剿红军，要么将两支部队调往南方，让出陕甘一带由中央军自己“剿共”。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及广大官兵所不愿意接受的。当天晚上，张学良到住地向蒋“哭谏”，大意是：如不再对日寇加以制止和反击，那时“我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而无以自解”……张学良的痛哭陈词，并没有使蒋介石回心转意，反而责备张年轻无知，最后气急败坏地说：即便你用手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会改变。第二天，杨虎城再次“诤谏”，无果。杨虎城回来后立即与张学良商量对策。张学良表示：“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他们决定扣蒋。

接下来的12月9日，成为西安事变的导火索。这天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城内上万名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极为恼火，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胡闹”，对不听劝阻者“格杀勿论!”张学良怕爱国学生遭到不测，亲自来到游行队伍劝说学生回去。一个站在前排的东北大学学生站出来，流着泪问张学良：“张校长(张学良曾兼任东北大学校长)，您什么时候能带着我们打回东北老家去?”此言一出，张学良的喉咙哽住了，他沉默半晌，激动地高声向学生们说：“你们现在都回学校去，一星期以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如果失信，请你们把我处死!”之后张学良立即赴行辕见蒋介石，痛哭陈词，请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蒋介石不仅不为所动，还怒斥张学良是“犯上作乱”!张学良心中愤懑无比，进一步下定了“兵谏”的决心。

张、杨确定了行动分工：东北军负责骊山捉蒋，第十七路军负责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与安全。张学良选择最忠实于他的人去执行捉蒋任务。他还带着亲信到华清池熟悉蒋的居室位置。

1936年12月12日的清晨，陕西临潼骊山风景区内格外静寂。凌晨四五点钟，一阵清脆枪声骤然划破黎明前的星空。东北军一队卫兵突然冲进蒋的住处五间厅。等他们进入寝室时，蒋介石已经没了踪影，于是立即沿山搜寻。大约一个时辰之后，卫兵们从一个荆棘丛生的岩洞中架出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爆发，震惊了全世界。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事前毫无所知。消息传来后，有人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但是也有不同看法，提出“不要急躁”“慎重考虑”等。在弄清情况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充分肯定西安事变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坚决主张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争取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所欢迎的前途。中央还对红军作出部署，抽出部分兵力警戒和钳制胡宗南部，从军事上与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相互策应。

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一到西安，周恩来便与张学良彻夜长谈，及时了解事变6天来的情况及各方反应。张学良向周恩来介绍了举行“兵谏”的经过，以及最近几天来蒋介石的表现。蒋介石初被扣时拒绝商谈任何问题，甚至伏在桌上，捂住耳朵，什么话也不说，现已允许商谈抗日。周恩来还同张、杨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条件。

12月22日下午，一架专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已经等候在机场的张学良亲自登机，迎下了宋美龄、宋子文一行人。宋美龄与蒋介石相见后百感交集，她劝蒋介石忍耐自制，放弃宁死不予妥协的决心，接受张、杨谈判。在她的劝说下，蒋介石的立场进一步转变。他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周恩来进行接触。

12月24日晚，周恩来由张学良、宋美龄陪同去见蒋介石。由于蒋介石称病，周恩来未能多谈就起身告辞了。第二天一早，宋氏兄妹和周恩来再一次去见蒋介石。周恩来向蒋介石表达了中共联合抗日的诚意及努力。在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下，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六项承诺。至此，西安事变以和平的方式宣告解决。

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逐渐成熟的时候，西安事变起到了促成这个合作的作用。毛泽东对西安事变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它“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1937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便形成了，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共御外侮。